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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山與皇權(quán):羅浮山背后的帝王秘史

  帝王是古代中國的最高統(tǒng)治者,他們被賦予了“受命于天”的神圣色彩,掌握著國家最高的權(quán)力。古時候一座山,如果能引起當時帝王的注意和重視,那么肯定就會名聲大振了。羅浮山就是這樣的一座名山,古代有10多位帝王都和這座山或這座山里的人有過交集。

清董教增繪制的《羅浮山圖》,今藏故宮博物院。

  仙山藥源

  帝王的求藥問道之路

  最早的是流傳甚廣的秦朝時秦始皇派安期生來羅浮采藥的故事,但這畢竟是個傳說,即使在最早的一部《羅浮志》(明陳璉撰)中,也只是說安期生賣藥于東海邊,見秦始皇,與之談論三日夜,后安期生曾游羅浮,歸隱于廣州蒲澗。

安期生畫像。

  說到帝王特意派人到羅浮山采藥,歷史上還真有這回事。那是在武則天時期,長安二年(702),武則天下詔派遣使者南下入羅浮山采藥,學士張鷟書碑記其事,后民間傳為采藥迷路群象踏山成路的故事,這在歷代志書中都有記錄。

  皇帝為什么會派人從長安跑到兩三千里外的羅浮山來采藥?因為羅浮山作為一座仙山、藥山在當時很有知名度,它是傳說中的“蓬萊仙島之一股”,由東海浮海而來,自帶神仙屬性,加上東晉時期葛洪的傳播力和影響力,羅浮山從傳說中的仙山變成了現(xiàn)實中的尋仙問道中心。

  羅浮山在唐代帝王心中很有分量,唐太宗李世民的《晉祠之銘并序》中就有“豈如羅浮之島,拔嶺南遷”“故知靈岳標奇,托神威而為固”的贊美。羅浮山本身又是一座藥山,是舉世公認的天然中草藥寶庫。它地處嶺南,地理條件優(yōu)越,洞天福地,冬暖夏涼,非常適合植物的生長,中草藥資源十分豐富,據(jù)統(tǒng)計有1300余種,其中不乏靈芝、沉香、還魂草、九節(jié)菖蒲等“仙藥”,自秦漢以來就吸引著四方人士前來問方尋藥。古代皇帝為了求健康、求長生,常常會派人到羅浮山這個“仙藥圣地”來采藥。

  佛道爭輝

  皇家寺院與道觀的興衰

  關(guān)于武則天與羅浮山,還有一事值得一提。長安元年至四年,武則天召羅浮山南樓寺高僧懷迪至京中,參與翻譯《大寶積經(jīng)》四十九卷,懷迪與僧人深亮等負責證義,并訂正舊譯之誤。事畢懷迪返回羅浮山,請準于卓錫泉畔建中閣院,中閣院后來成為羅浮山地標性建筑,出現(xiàn)在蘇軾、孫載、陳元晉、留元崇、蔡元厲等名賢的詩文中。

  唐會昌元年(841),李炎即位,史稱武宗。他任用李德裕為相,改革弊政。打擊藩鎮(zhèn)和佛教,崇信道教,好談神仙,特派遣中使前往羅浮山迎請道士鄧元起、軒轅集進京,于會昌五年(845)開展排佛滅佛行動。唐武宗沉迷于長生術(shù),結(jié)果服丹身亡。唐宣宗李忱即位后,很快就恢復了佛教地位,杖殺羅浮道士鄧元起,將軒轅集驅(qū)逐回羅浮山。到了晚年,唐宣宗也迷戀起了長生術(shù),又派人前往嶺南召羅浮道士軒轅集進京。軒轅集留京一個多月,就堅請還山,宣宗請求再留一年,但軒轅集已無留意,大中十三年(859)被放歸嶺南,一時之間京中名流紛紛作詩相送。

明《三才圖會》里的軒轅集畫像。

  五代十國時期,南漢乾和十六年(958)南漢中宗劉晟駕崩,劉繼興繼位,改名劉鋹,改年號為大寶。他沉迷于道術(shù),夢見有神人指點羅浮之西去延祥寺之北有兩峰相疊一水對流,可以為宮。于是派人上羅浮尋得此地建為天華宮,又改天華宮為黃龍洞,“無事則為臨賞之樂,警急則為逋逃之所”。傳南漢末年羅浮村民掘出古劍一柄,上有“丁亥出圣君”之讖。宋太祖趙匡胤即位后,派遣中使奉金龍玉簡之典前往羅浮山禮修國醮,恢復唐朝舊制。

  宋真宗趙恒信奉道教,景德四年(1007)冬,他派遣內(nèi)侍李懷信于羅浮山中閣建道場設醮事,前后共七晝夜,有文記述其事。元祐二年(1087),宋哲宗趙煦下詔賜羅浮山“沖虛觀”匾額,將“都虛觀”改名為“沖虛觀”,以更切合道家意旨。宋徽宗趙佶即位后,尊信道教,大建宮觀,自稱教主道君皇帝,組織編成《政和萬壽道藏》,下令編寫道史和仙史,在地方上大建宮觀,羅浮山荒廢的古觀都得以修復,道教在山中得以發(fā)展。

  醮祭國典

  羅浮山與皇權(quán)的神權(quán)儀式

  唐天寶二年(743)天下大旱,唐玄宗李隆基下詔派遣道士申泰芝前往羅浮山都虛觀設壇禱雨,郡縣長官致祭,申泰芝在羅浮尋得古樂器一套獻給皇上,王維為此撰寫《賀古樂器表》,言羅浮山有五野豬,化為石物五枚,取以扣之而音律相和。就在此年,中使何行成奉玄宗皇帝敕令前往羅浮山迎釋迦像供奉,事成后回朝復命,攜帶南樓寺僧所種植的珍柑入貢,唐玄宗為羅浮山南樓寺賜額“延祥之寺”,賜柑園為“御園”,后來人們稱羅浮柑為“御園柑”。唐玄宗后又派遣長安道士司馬退之前往羅浮山采藥,司馬退之有《洗心》詩記之,其中有“羅浮奔走外,日月無短明。山瘦松亦勁,鶴老飛更輕”等名句。

  南宋紹興二十一年(1151)十月十五日,惠州守鄭康佐奉宋高宗趙構(gòu)之旨到羅浮山主持醮祭活動,使命完成后,鄭康佐在羅浮山水簾洞題名并刻石。淳熙元年(1174)十月,宋孝宗趙昚下詔令惠州守王寧前往羅浮山主持醮事,時天出慶云,白玉蟾撰寫《慶云記》記述了這件事。淳祐四年(1244),宋理宗趙昀下詔令惠州太守趙汝馭前往羅浮山主持醮事,為民祈福,趙汝馭有《羅浮山行記》記錄其事,文首言“將天子命,福吾民也”。李昴英作《飛云頂開路記》,文首言“天子賜趙侯履于惠,得護名山,銜命醮祭”。到羅浮山舉行國醮祈福,漸漸成為一種國家定制,定于每三年逢寅、巳、申、亥年的十月十五日舉行一次,由沖虛觀住持道士主持,十分隆重。

  元大德十一年(1307)正月,元成宗鐵穆耳病逝。五月,懷寧王海山繼位。七月,新皇帝正式登基,史稱元武宗。惠州路官員奉五月二十二日詔書,前往羅浮山?jīng)_虛觀設醮以祝“圣人萬壽,太子千秋”,惠州路陳翊作《登山記》記述了這件事。至大元年(1308)十月,惠州路同知完顏可山,經(jīng)歷韓良,遵國家舊典,率領(lǐng)僚屬奉元武宗之命前往羅浮山設醮祭祀,道箓黃菊巖、道判周樵隱等參與其事,惠州守趙孟杰作《醮山記》以記之。

  古代皇帝派人到名山舉行道教國醮,核心是想借助道教儀式溝通“天人”,向上天祈福禳災,祈求國泰民安、皇權(quán)穩(wěn)固,同時以宗教權(quán)威來強化統(tǒng)治的合法性。朝廷通過主導國家級的道教儀式,將民間道教信仰納入官方體系,這樣既能管控地方宗教力量,又能借道教的文化影響力來凝聚民心。

  御筆題匾

  明清皇帝的褒揚與向往

  明洪武二十二年(1389),明太祖朱元璋征選羅浮山明福觀通曉道教音樂的道士徐子明進京,賜住神樂觀,主持京城道樂編排演奏等事務。永樂十年(1412)春正月,神樂觀道士徐子明以年老不能供事,請求告老歸鄉(xiāng),永樂帝朱棣憐憫其年老,特下詔允許他返回羅浮山,京城中嶺南名流紛紛征集詩文歌賦為其送行。

  愛新覺羅·福臨是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一位皇帝,年號順治。他六歲登基,由叔父睿親王多爾袞攝政。順治七年(1650),多爾袞出塞射獵,死于灤河,福臨提前親政。他和羅浮人高僧行森交往密切,以師兄弟相稱。行森字慈翁,號茆溪,俗姓黎,是明末刑部侍郎博羅人黎紹爵之子,家在羅浮山下。二十七歲時隨羅浮山華首臺道獨禪師出家,再往浙江云門寺參學于雪嶠圓信,赴湖州報恩寺謁玉琳通琇禪師,成為臨濟宗傳人。順治十七年(1660)行森隨師應詔入宮說法,大得欽敬,欲封之為禪師,行森以不敢和師父同受封號為由力辭。雍正十一年(1733),雍正帝胤禛追封羅浮人行森為“明道正覺禪師”。

  嘉慶七年(1802),博羅民亂平定,有司言稱是得羅浮山神靈庇佑,嘉慶帝颙琰為之題匾以示褒揚。是年九月二十五日,朝廷頒發(fā)廣東博羅縣羅浮山葛仙廟御書匾額,題曰“惠民佑順”,意思是希望羅浮山神靈施恩惠于百姓,保佑庇護百姓平安順遂。匾額今存于沖虛觀,葛仙廟即今之沖虛觀。

清朝嘉慶帝親筆御題的“惠民佑順”匾額,今藏羅浮山?jīng)_虛觀。本版圖片 嚴藝超 翻拍

  嘉慶十年(1805),嘉慶帝又御賜羅浮山葛仙廟匾額,題曰“燮元贊運”,意思是能調(diào)理國家大政,穩(wěn)固天下根基,輔佐君主順應時運。這塊匾額今天也完整地保存于沖虛觀偏殿之中。

  嘉慶二十二年(1817),廣東巡撫董教增離任,進京考績。他擅長繪畫,曾游羅浮山,知道嘉慶帝對羅浮山很向往,特地繪制青綠山水《羅浮山圖》回京復命。

  末代遺韻

  溥儀與羅浮文人的情緣

  愛新覺羅·溥儀是清朝的末代皇帝,年號宣統(tǒng)。他和兩位羅浮人有密切的交往聯(lián)系,一位是張其淦,一位是陳伯陶。

  張其淦和陳伯陶早年都曾在陳銘珪主持的羅浮山酥醪別院中讀書,后都考中進士入了翰林院,辛亥革命后兩人退隱又都擔任過羅浮山酥醪觀住持,張其淦道號永豫,陳伯陶道號永燾。宣統(tǒng)二年(1910),授安徽候補道員張其淦為從一品榮祿大夫,賞戴花翎,后改任安徽提學使,管轄全省學政。陳伯陶在光緒十八年(1892)殿試考中一甲第三名,俗稱探花,授翰林院編修,后擢升江寧提學政,署江寧布政使。

  光緒二十二年(1896)六月,陳伯陶自日本考察教育回國后,協(xié)助兩江總督端方于南京創(chuàng)辦暨南學堂,培養(yǎng)僑生,這就是今天暨南大學的前身。宣統(tǒng)三年(1911)革命軍攻破廣州后,廣東教育總會長陳伯陶棄官歸里,后避居香港九龍,潛心著述。他以遺民自居,和遜位后的皇帝和皇族成員保持著密切聯(lián)系。

  1922年11月,溥儀大婚,陳伯陶北上入京朝賀,得賞賜七寶鑲蓋金盒,并賜“玉性松心”匾額。1930年6月,陳伯陶北上天津于靜園覲見遜帝溥儀,遜帝為他親筆題寫“至誠通神”四字。可能是因為這次北上覲見一路舟車勞頓,僅僅兩月余,同年的八月二十日,陳伯陶病卒于香港九龍寓邸,享年七十六歲,遜帝溥儀為其賜謚“文良”。

  (吳早先)

編輯:洪東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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